如果灵魂可以与肉体分离 我会尽力飘到海的那头~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百年轮回：体制一再更迭，文化进步有限

 
下面讲一讲体制与文化的关系，体制与文化像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从毛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误区：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忽略掉了。这也不仅仅是毛，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概念，“公例”和“公理”，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进化论讲弱肉强食，讲丛林法则，这是公例；而有道德者生存这种人类伦理，是讲公理的，这两种法则的冲突到现在都有，中国近代一直出愤青，就是这个原因。公例和公理总是有冲突，五四运动的爆发，就是公理这个东西没有在中国得到实现，列强还是不把你当成一个一流国家，他们要分配你的利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它利己的一面。现在说到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老不升值，美国就来了一个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对策，这种对策也有它相当利己的一面，所以在国家利益冲突上，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五四以来，公例与公理的纠结就导致了一种后果，首先是爆发了五四运动，然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庶民的胜利”这套东西就变得非常激动人心，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一直影响中国，从20年代到现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影响还在持续。

 
    刚才提到唐德刚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还是“西化”和“苏化”的矛盾。当时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冲动，就把制度抉择推到优先地位，文化的重建不是很迫切，因为先要生存，这一点也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再观察20世纪中国三个政权的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宪政怪圈：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契约

 
    从民国历史上看，建立民国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宪政，民国的几部宪法基本上是搬用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有浓厚的联邦制色彩，但是这套东西在中国没有成功。我一直认为中国错过了君主立宪这样一个历史机会，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在民国袁世凯也曾经想搞君主立宪，但是他想做也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他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拿了天下，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又想背叛民国，从政治伦理上是行不通的。袁世凯之后大家又诉诸丛林法则，先是北洋军阀互相打，接着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然后是国共十年内战，后来发生外患，外患去掉以后又是国共内战，基本上就是靠丛林法则。最终民主宪政没有实现，靠武力建立的正统地位逐渐丧失合法性。应该说辛亥革命是以公理开端，但是最后循公例出局。

 
    我们再看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到底能不能走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走出。为什么说没有走出呢？还是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所以走一走就回去了。应该说辛亥革命是要实现民主的，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训政，有其历史上的背景，没有办法，最后就变成丛林法则，它被推倒了；但是换上来一位，还是按原有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这就是没有走出历史周期律。今后能不能走出？？民党命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民国元年有一个社会契约叫做《临时约法》，应该说是结束封建社会以后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第二个社会契约就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但是这两个社会契约后来都被废弃了。第三个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叫“改革开放”，这个契约到现在实行了30年，它的很多承诺实际上也没有兑现，很多问题现在又重新产生。今后中国怎么走？我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国民性”改造：思想启蒙仍未完成

 
     下面观察一下“西化”的“山寨版”问题，最早的 “山寨版”就是太平天国，它把基督教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山寨版”。中国农民在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之间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一次是摧毁传统，第二次是捍卫传统。中国这个文化酱缸可以把很多外来的龙种变成蛆虫，总是不断发生异化。

 
追溯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严复介绍了西方社会“公域”跟“私域”的区分，公域；讲权力，私域；讲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提出“新民说”来改造，倡导政治、宗教、民族、生计四大自由。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倡导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还有鲁迅的观点，这就不详述了，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一场“国民性”改造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这个人很复杂，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基，又信了基督教，他很有一种圣徒的情怀，他很想把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一下，把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一下。新生活运动有很多讲生活的内容，有很多文明习惯的提倡。他那套东西有的比较琐碎的，比如说要刷牙、洗冷水脸等等。共和国80年代也搞过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点类似。但“新生活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当时面临外患入侵，所以“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要“生活军事化”，希望全国人民像军队一样，这就跟蒋在日本受的教育有关。他有想法，但是在做法上层次不是很高。他不是不想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很想，只不过后来政权垮台了，这套东西没有做起来。

 
后来，我们看到伟大领袖把这些东西做到了，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学雷锋，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国共两党的招数很类似，就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在党的领导下步调一致。它是强调共性的，不是强调个性的。改造“国民性”一直在持续，但是越改越糟。毛发动“文革”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结果是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现在变成一个无信仰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实际上继承的是“文革”遗产。

 
走出周期律：仍需科学与民主

 
     现在来看，虽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依然存在，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最高层的领导看内参可以最早得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资讯；但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上的普通网民，都可能先于他的领导获得资讯，从微博上实时迅速地传播并获取一些最新的信息，这就改变了原有的纸面载体传播模式，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在前进，但意识形态管理还停留在平面媒体的思维上。

 
    现在感到比较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但共和国60年只见大师的背影，不见新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

 
引用一句黑格尔的话：“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从未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

 
顾准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十分必须的。”

 
    明年就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回顾百年的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反思的。这一百年中，有相当多的浪费，包括在座的很多人，你们的生命被浪费了，也包括我在内。每想到这一点我确实很感到悲怆，我今年60岁了，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体制之下被迫不思考，近30年才能够有独立的思考。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令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温总理曾经讲到尊严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及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没有尊严。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我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我对于那种以爱国旗号维护专制的伪爱国主义，是不认同的。

 
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讲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民主也是发展观，而且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要同时并进，不可能是光靠科学。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反思历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从来就反对说什么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原意的歪曲，邓小平讲的只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宜粗不宜细”。后来就变成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细”。如果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就得承认从来没有“宜粗不宜细”的科学。

◆数据罗列
◆2009年上海市的财政收入2973.5亿。
◆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上海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的上述模型，只有当房产税对全上海截至去年三季度的4.8亿平方米住宅存量，全部按照1%的税率征收房产税，才能向上海的地方财政贡献超过800亿的收入(约占2009年地方财政的25%)。
◆上海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有限公司1月6日发布该公司对上海房产税的研究，认为如果仅对新增供应征收房产税，即使2011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的总成交量达到2000万平方米，房价维持在20000元/平方米，并且对所有新购住宅均要征收房产税，那么按1%的税率征收，一年也只能征收40亿元，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仅为1.5%(以2009年的上海地方财政收入计)，而2009年，上海地方财政赤字就高达450亿元。
◆2010年12月，上海的土地出让市场已经赚的盆满钵满了。据中房信数据显示，截止目前，上海今年共出让560幅土地，土地出让金为1448亿，早已超过09年全年1024亿，并且随着年底还有几幅土地的推出，最终土地出让金额有望突破1500亿大关。
◆2009年上海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三大核心税种共收入1693.9亿。占全年财政收入2973.5亿的60%左右。其中，2009年上海征收了162个亿的契税（此前预算数为100个亿）、62.9亿的房产税、23.6亿的城镇土地使用税，这总计248.5亿的税收，也基本上是由房地产交易中征收获得的。

◆“一般预算地方财政收入”本来就不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收入在各城市都属于“预算外收入”，或者是“基金收入”，再或者可以简单的理解包括在广义的地方财政收入中！一般我们说的上缴中央收入、地方财政收入都是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的！
◆一般预算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营业税、增值税的地方部分、企业所得税地方部分、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还有就是其他税收组成。

◆前面写了一篇，结果公司网络实在是慢，一发送结果没了，超级郁闷，再写一遍没情绪了~  这个和艺术创作差不多，要看心情！
◆随便说两句吧~
◆我们谈这个政策变化是有前提假设的，核心假设是从长期看地方政府无法长期赤字！在改变收入结构的过程中土地出让金大幅减少，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让收支平衡，那么开源节流是必要的。节流短期内无法完成，一个是这几年太大手大脚了，还有一个是土地出让金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小，光靠节约开支不太能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开源是必要的，税金的增量收入要足以弥补土地出让金的缺口，这个是假设前提。政策还有一个目的是让占用过多社会资源的市场参与者把超出自身实际需要的房子让给真正需要的人，以及把屯房炒做的人挤出市场，更加突出房子的民生属性降低金融属性。所以如果不针对存量那么实际的效用就会降低许多。
◆基于以上假设和上面的数据，我认为现在媒体的预测过于乐观，如果只对增量征收和巨大的缺口比杯水车薪，所以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按照存量1%征收那么还是有缺口，而且存量不可能全额征收，还有免税的部分，免税的部分有多大这个是我们无法，但是比存量的整体要小这个是确定的，那么在整体征收都有缺口的情况下，部分征收将扩大这个缺口，所以对税率的部分，个人认为或者比1%高，比如1.5%，再或者阶梯征收，多套累进，方可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缺口。
◆以上是我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另外我动用了一些私人资源，明天可能能接触到一些一线的信息！到时候再说吧~

 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4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4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各位新年好，岁末假期确实有些话想说，平时忙忙碌碌，每一段时间能有机会停下来思考是非常好的习惯，也是很有必要的！

◆2010年最大的收获是投资理念的进步，现在我的价值投资体系在选股上比一年前提高很多，但是在配置上没有过多的思考，根据美林投资时钟的资产周期配置正在路上，但是这个的实践需要很长时间，因为经济周期的跨度本来就长。完成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是读书，今年在这方面收获颇丰，我读了《滚雪球》、《泡沫》、《超级强势股》、《聪明的股票投资人》、《邓普顿—逆向投资》、《国富论》、《先知先觉》、《奥马哈之雾》等经典投资读本，另外还在补一些基础的财务知识，说来有些惭愧，由于不是金融专业毕业，所以没受过系统的金融知识训练，所有的学习都是凭借兴趣在支撑，体系并不完备，入行这么多年才接触到基础财务的部分，而对于公司的定量分析、价值标尺的定位而言财务分析又是基础中的基础，迎头赶上为时还不晚。学习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朋友和客户们的帮助，在这里再次感谢！我心中的理想状态是以我为中心，邮件为联系，讯息能辐射到周围的每一个人，构成一个学习性的组织，且信息的传递不是单向的，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以拿出来讨论或者有异议都是体系健康的表现，这种反馈我非常欢迎。

◆今年我认为还是有发生行情的机会的，理由就是股价便宜，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股票便宜就是大利好，现在可能不涨，但是早晚都会涨；反之，股价贵则是大利空。

◆今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房地产行业，这颗中国经济的“肿瘤”该怎么处理影响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因为这个怪物的“体积”已经三倍于我们的年GDP，任何的变化都会带来震动。短期对行业的悲观是确定的，该行业调整引发经济调整的逻辑也成立，但是到底是引发所有资产价格的向下还是把行业内的泡沫挤出来过度的流动性同时进入资本市场我暂时不得而知，或许这个转化在实际表现中是不同步的，不需要选择上或下，而是资金出房地产——资产价格调整——资金再进资本市场，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完成，这个过程中价格是有波动的。但是现在我们关注的品种都是10倍PE左右，只能说后续再有资金可以短暂的等待，或许有更有吸引力的价格，而不是针对不确定的下跌，由于恐惧或者投机的愿意在长期该买进持有的价格区间做差价。

◆分享《奥马哈之雾》中的一段，来解释上面的问题——从投资目标上看，当大多数的投资者把目标定位于“高回报”和“快回报”时，巴菲特却一直把投资回报是否具有较高的“确定性”放在首位。他的许多投资理念与操作策略一直围绕着一个不变的主线：取得目标回报的确定性。当确定性要求和高回报以及快速回报发生冲突时，巴菲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确定性，即使付出一些时间与空间上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看大盘就不得不关注市场中权重最大的板块银行，当下市场对这个行业的判断比较悲观，从市场给的估值就可以看出，一个理由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会把银行拖垮，稍微乐观点儿的判断是银行将失去增长的动力。而年底大行的再融资给银行未来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国家在这个行业上的筹码下得更大了，所以坏是小概率事件。大家都痛恨可恶的庄家，其实在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大的庄就是政府，所有的游戏规则、玩法、分配都是它定的，开局的人会输吗？！同理，现在这么便宜的价格国家在加码，而且是在手里一大把的情况下加码，就工行而言95%的筹码在国家手里，它这里加了码就会做起来，没题材会制造题材，这个不需要复杂的分析，简单的逻辑就够了，退一万步说，这个价格也确实便宜，翻番是大概率事件，别在时间和一起我们控制不了的问题上花过度纠结，没用！因为我认为国家自己开的局不会让自己输，所以银行有戏，所以未来大盘向上是大概率事件，当然当下或者明天如何还是说不清！

◆年底在研究所的学习很有趣，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具有相当的神秘感，而学习的这个礼拜让我了解了我想了解的东西，听研究员谈的一些研究成功以及公司的分析让我很兴奋。但是研究机构内浮躁的情绪也让我非常的震惊，定心一想，连做研究的都这样了，那么基金这些离金钱更进的机构，如我们之前了解的稳定性不佳也就算不上奇怪了！我很为自己同样离市场很近，但是能保持一份冷静而骄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最终超越大部分游戏玩家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我把自己座右铭的第一段和你们分享——“钱，属于狂热追求金钱的人。他必须对金钱着迷，但又必须和钱保持一定距离。”能做到不容易！如果想取得不凡的商业成就我认为需要这样的偏执。当然这是我的理解，我也是这么去做的，但是现在中国社会这种对财富疯狂掠夺分割的状态下，我的策略可能没办法在任何条件下适用，所以要急着赚钱的别学我，到时候把您耽误了，后果自负！

◆今年要做的事情一个是继续完善价值投资体系，就是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还有就是2010年遇到了很多人，新认识了很多不错的朋友，也算是意外的收获。通过交流我的视野被打开了，我知道了资本市场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玩，所以我准备尝试着跨半只脚到投行，（其实研究所本来也是我想去玩的地方，不过通过这次学习我很“不要脸”的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我觉得继续这么努力的学习可以弥补和专业人士的差异，所以不想在浮躁的部门浪费时间了~）看看资本标的的实业是怎么玩的，这个包装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里面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暂时对我而言还是神秘的。不过我暂时对二级市场的兴趣还没消失，只不过觉得体系雏形基本搭好了，需要时间去验证，胜出的概率很大，可以不浪费等待的时间多学点儿东西，长长见识，反过来能够帮助我更深刻的看待公司。确定的一点是暂时不会离开！

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价格                股  数                      市  值             
鲁泰A                 000726                    9.33              270000                2519100 

资金: 31930.28元      比例:   1.25%

总资产:  2551030.28元    

收益率：-17.56% 

--------------------------------------------------------------------------------------
2009年收益率: 2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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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收益率:  37.76%



◆市场表现不佳的年份，帐面有点难看，投资标的反复确认，没问题，继续持有！
◆期待2011年会更好~

1.视爱情为生活奢侈品:有最好,没有也能活.
2.若工作计划与男友约会档期冲突,取前者－－－－前者不会辜负你(且越老越不会,除非你当三陪).
3.签任何合同之前至少看三遍－－－－最具挑战性的合同是婚约.
4.是女人，就不要把自己想成男人　　
5.随缘,但不是说不努力.
6.手袋内必备物品:丝袜一双(穿裙子时),小手电筒一个(夜归时),防身喷雾一瓶(偏僻处单独行动时－－－－最好不要到偏僻处单独行动),巧克力或蔬菜饼干一小板(加班时),好牌子护肤霜一盒(任何时候),钱包,里面有钱(任何时候).
7.为了你的身心健康可养一只宠物,为了宠物的身心健康,则不要养－－－－据说它们太孤独了也会得忧郁症.
8.每天吃维生素丸,坚持补钙,否则在浴缸里面一跤摔断腿,即使你能爬出来打急救电话并在医生赶来之前披上衣服恐怕也得在床上躺3月,一个夏天不能穿裙子.
9.每月记帐.
10.人越少则冰箱要越要大,精神空虚,食物(高蛋白,多纤维,低脂肪,少热量,少食多餐)填充,若打开冰箱没有食物可鼓励你努力工作.
11.若常常需要早起开会,请备高分贝闹钟一个－－－－睡眠特好的人备三个.
12.酒吧里认识的男子就不必留电话了.
13.最好不要让初次约会的异性知道你住所,若对方坚持送,那么到楼下即可－－－－相信我,他不"顺便上去喝杯茶"也不会渴死.
14.若连续六个月每月置衫超过十件,考虑买房.
15.自己开车,车子比男人好的地方是:它不会自己跑掉－－－－当然它可能被偷,但你可以买保险,男人则不能买保险.
16.买保险.
17.如果没车,不要买白皮鞋.
18.办公室备一件厚外套,一把伞.
19.同事的恭维就象香水,可以闻,但不要喝.
20.如果不幸你爱的男子有另一个女人,无论是老婆,未婚妻或女朋友,请不要动念头和她"见面,谈一下",没必要－－－即时走人!
21.永远不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爱我?"
22.不要预先说出决心
23.男人对自己的好色就象律师对罪犯:明知有罪也要辩护－－－你知道就是啦.
24.没有任何事,任何人会重要到需要你过了半夜12点还苦想不睡.
25.即使美若天仙,也要讲道理.
26.也可以去相亲,但事先一定打听清楚对方的尊姓大名－－－－否则连续三个周末梳妆打扮齐整,跟着不同的红娘羞答答去见同一个无聊男子,那实在太戏剧性了
27.若没有五位数出场费,不要参加"非常男女"之类的电视节目.
28.务必结交三五死党(同性最好),否则有可能在头疼脑热时要汤没汤要水没水最后把嘴伸进热带鱼缸或马桶内解渴```或心脏病突发死在床上八天都没人发觉.
29.任何时候都不要喝多，头天晚上吐的东西，次日早上还要自己收拾,可能会吐第二次.
30.抽屉里放好必备药品. ;
31.家里的安眠药不要超过10粒.
32.即使你"真的"没有男友,备一只安全套也不多余.
33.真诚微笑,别怕皱纹.
34.获得智慧,需以青春为代价.
35.元宵节,中秋节,情人节若无节目可主动要求加班－－－－免得出门触景生情或回家独自神伤,且给老板一个好印象.
36.生日时自己预定大束鲜花差人送到办公室－－－－和父母家.
37.学会做几个好菜.
38.周末给自己炖汤.
39.已结婚的前男友打电话来问最近好不好－－－－说好.
40.过去,童话故事是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现在,童话故事是以"如果我还没有结婚`````"开头的,你已经过了听童话的年龄了.
41.若确实有需要,可(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上网给自己定购一个"仿真物品"但注意卫生,防止感染塑胶细菌.
42.同居前请查体.
43.想的时候,想想再说.
44.不想的时候,说不.
45.若没有感情,不如去打网球.
46.爱你的工作,不要爱上你的上司.
47.不要动念头做单亲妈妈－－－孩子不需要父亲,但你需要一个照顾孩子的人,非常需要有人照顾.
48.多赚点钱,但不要多到谁看上你，你都要疑心的地步.
49.有望得到的要努力,无望得到的不介意,则无论输赢,姿态都会好看.
50.其实,人生即使有伴也是寂寞的－不如及早培养兴趣,中年之后,种花养鱼.
51.有人称赞你年轻,还是应该高兴的.
52.谈恋爱就象打麻将,不认真没乐趣,太认真易伤心－－培养点游戏精神.
53.不必对新男友坦白过去,如果爱他,尤其不必.
54.与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拍欢爱之镜头.
55.真喜欢一样东西,就买吧.
56.穿新鞋出门前,多试几步.
57.家具轻便,简洁,易清理,好搬动,若没有工程天才,别买"宜家"之类需自己动手装配的新潮玩艺(名词解释:锤子:一种专门用来砸破手指的工具.)
58.中年发迹而离婚的男人求婚,说不.
59.曾经背叛过你的男人想回头,说不.
60.你曾经背叛的男人请你回头,说不.
61.````````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更不要将就了.
62.答应请求时面带微笑,说不的时候清晰肯定.
63.男人的主要功是能产生文明用语－－－－但我们现在有了文明用语银行.
64.独居的好处之一是,你不必在一个很久以前爱过的人的臂弯醒来.
65.保持青春的秘诀,有颗不安定的心!
66.征婚广告不是情书.
67.出门散步穿双平底鞋,带好电话.
68.无论蕾丝内衣还是工作报告,简洁都是最好的.
69.浪漫是一袭美丽的晚礼服,但你不能一天到晚都穿着它啊.
70.嫁大款就象抢银行,收益总很大,但后患无穷,若能不试,还是不试为好.
71.对男人的考验,怎么说呢－－就像智力测验,目的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蠢.
72.对于一个错误的诺言,你要有勇气违背它.
73.大事坚持原则,小事学会变通.
74.培养些小小的好习惯,比如早睡,比如饭后漱口,比如喝淡茶,比如工间操－－－－好习惯如同零钱罐,每天放一点,年终会惊喜.
75.任何东西都不能以健康做交换.
76.一个人是否可靠,全看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控制他.
77.一切都不需争论,只需给出结果.
78.男人总是向不把他看在眼里的女人献殷勤－－－－命运也是.
79.想满意,自己做,菩萨合掌念菩萨,求人不如求己.
80.不要借钱,若一定要借,借银行.
81.不要借给人钱,若一定要借,别打算他还.
82.学着理财,即使你学的是考古或小提琴.
83.别用男朋友的生日做密码－－－－常常换,很烦的.
84.换男朋友的时候,记得换防盗门.
85.太在意一个男人往往得不到他－－－－钱也一样.
86.床买大一点,可以横着睡,枕头要两个,枕一个,抱一个.
87.床头放本好书.
88.床上用品一定要品质好的,男人也是一种床上用品.
89.每天大笑几次对身体好－－－－若没人给你讲笑话,看(猫和老鼠).
90.找一项有兴趣的体育活动.(作i不算),坚持.
91.心情失落时不要淋雨,听慢歌,看悲情电影.泡在浴缸内喝红酒,叫个女友去爬山.
92.每天抱怨,唠叨,自怜的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
93.不要常常计算得失－－－－那是保险公司和你的对手的事.
94.遇到好男人不妨追.
95.若你的女友的丈夫是律师,医生,经济人,出版商,电脑高手－－－－不妨请他给自己参考买搂,保险,投资,出书,装软件－－－－－但记得每次均邀伉俪同往.
96.诚实是一种美德,但不必因此就随和女友抨击她丈夫,跟同事一起讨伐老板.
97.衣服买少一点,好一点,三季没穿一次的衣服即可送人.
98.里子比面子重要,保养品当然比化妆品多,好,贵.
99.工作之余,尽量在室外活动.
100.若无杀伐决断之天才,不要给人做情妇.
101.不要在想让你哭的人面前哭.
102.女人有左右大脑,男人有左右文明用语.
103.祈祷,不如思考－－－上帝一定不是女人,否则不会创造这么多不完美的女人.
104.老而弥纯是可耻的.
105.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接保险丝,修马桶,换轮胎,装杀毒软件并不比生孩子更难.
106.每年做妇科检查.
107.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108.钥匙一定要在父母或好友家存一套.
109.若你的房间越来越雪白素净,访客越来越少,桌面地板不允许有一丝灰尘,听到孩子的吵闹会心烦,每天洗手超过20次－－－－－去看心理医生.
110.即使你真的不喜欢小孩,也不要说出来.
111.别逼男人撒谎,他会恨你,也别把他的话当真,你会恨他.
112.忌妒会要人命－－要是你没了命,你就没有了你生命终很重要的一部分
113.私人朋友不要常到办公场所找你.
114.不必好奇别人怎样评价你,想想你是怎样评价他的.
115.你看,男人从不开口向人请教如何才能让婚姻和事业两全其美的问题.
116.爱不是作i－－－－－爱是,想和他一起睡觉.
117.所谓绅士,就是会用双肘和膝部支撑自己体重的男人.
118.简单说,常常让你微笑的男人就是好男人.
119.－－－－－是的,还是爱更重要一点.
120.感情之事,知其不可而不为.
121.不要高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价值.
122.别和道德观和你不同的人有私交.
123.若再不开始孝敬父母就太迟了!!
124.对女朋友要忠诚.
125.尊严感如胸衣,把女人托的高贵,但故意显露,则流于庸俗.
126.椅子不舒服,不如站起来走.
127.保持身材优点有三: a资源紧张,可占少空间; b跑起来比较快;c在男人心目中的份量,和浴室磅秤上的成反比.
128.你看上去有多大,其实就多大.
129.再爱他,也不必为他去隆胸.
130.不要迷恋包装绚丽的东西.
131.时尚杂志上的每季新衣是推荐给影星和模特的.
132.别逼他去当英雄－－－－肯帮你洗碗倒垃圾就是了.
133.若有机会上学,去上学.
134.快乐!
135.说:女人从出生到18岁,需要好的家庭, 18到35岁,需要好的容貌, 35到55岁,需要好的个性, 55岁以后,需要好多钞票.
136.当然应该痴情等待那个对的人最终出现－－－－但在漫长无聊的等待中,你也可以先和不对的人聊聊天.
137.记住:你只能活一辈子.

李锦记制定了一套“家族宪法”，其中对接班人有三条特别的规定，包括“不要晚结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尤其后两条，是家族成员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而一旦有成员违反了这两条，就要自动退出董事会

在中国，家族企业往往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而在中国香港，一家名为“李锦记”的家族企业却在第四代传人的执掌下日渐兴旺。

1888年，李锦裳在广东省南水乡开始了的调味酱料事业。120年后，李锦记旗下的调料产品已行销至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其耗油占有80%的市场份额，在日本，其调料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排名第一。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李锦记不仅在制作中式酱料上创新不断，为了家族事业的健康延续，他们还独创了一套家族宪法，既保证了集团发展的稳定，也给予每个家族成员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南方李锦记董事长兼CEO李惠森眼中，家族成员在家族公司中通常扮演4个角色：家族成员、股东、董事和管理层。目前许多家族公司最大的问题是家族成员没有正确区分这4个角色，而将家庭问题和公司问题混为一谈的结果往往是：既影响家庭成员彼此的感情，又影响公司正确决策的制定。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李锦记成立了“家族委员会”，在家族会议中，家庭成员可以就各种问题彼此沟通。但与此同时，家族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并不一定会进入董事会。

“我们未来的规划是派家族的精英分子进入董事局去影响、保持家族控股，管理方面要请市场上最棒的精英。”李惠森说，根据李锦记集团家族“宪法”的规定，他们的下一代即第五代要进入企业必须先到其他公司锻炼，经过与家族外成员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后，才有机会进入集团。事实上，李惠森自己也是通过这种方法进入李锦记集团管理层的。

这家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如何在公司利益与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他们如何将家族价值观应用于企业内部管理？要想进入李锦记的董事会，他们的家庭成员还必须遵守哪些特殊的规定？李锦记的秘籍貌似传统守旧，但又不失传承与借鉴的意义。

“思利及人”

李氏家族传到第五代，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家族核心价值观，即“思利及人”。对于这套价值观，李惠森如此阐述：

第一、换位思考，即做任何事情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比如李惠森经常出差，每当快到回家的时候，他都会换位思考，站在妻子的角度去想，已经等了他一星期的妻子会希望自己做什么。

第二、关注对方的感受。在李惠森眼中，讲不讲一句话，什么时候去讲，如何去讲，都会影响对方的感受。例如他发现很多公司的老板打电话给董事，上来就是“你在哪里？”或者“你现在在做什么？”，可他们家族的成员往往第一句话问，“我现在打扰不打扰你？”或者“现在你有没有时间？”虽然这只是一句简单的客套话，但李惠森却认为，不同的讲话方式会影响到别人的感受。看似是一件小事，但他们也非常在意。

第三、直升机思维。通常每个人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但李氏家族则“推广每个人坐直升机”，例如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换言之，在李氏家族内部，每个成员都从家族立场出发，而非个人角度考虑问题，自然就能减少内部矛盾的产生，家族就会很和谐。

“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不仅适用于家庭和公司内部，应用于商业事务的处理中，亦有好的效果。例如，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家马来西亚工厂侵权李锦记的产品，其耗油产品的商标图案与李锦记旗下的熊猫牌商标图案极其相似。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上诉，李锦记最终赢得了官司，不仅该侵权工厂，连同销售他们产品的18家超市都要对李锦记进行赔偿。此时的李锦记没有要求那些超市将钱交上来，而是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建议他们销售李锦记的正牌产品，将赔款当作李锦记产品的市场推广费用。如此处理让那些超市对李锦记甚是感激，结果李锦记的产品很快在当地打开市场，销量大增。

家族委员会

李氏家族也曾有过“分家”历史，为了不再重蹈覆辙，2003年前后，李锦记成立了一个家庭内部的沟通平台：“家族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有家族办公室、家族投资公司、家族基金、家族培训中心。

目前，该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有7人：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和太太以及他们的五个子女：长子李惠民、次子李惠雄、三子李惠中、四子李惠森、女儿莫李美渝。

家族委员会每3个月开一次会，每次会议持续4天。每次开会，他们不谈经营，而主要研究家族宪法、家族价值观以及第三、第四代和第五代的培训内容。

在家族会议上，各个家族成员都敞开思想、互相交流，而这也是“思利及人”在家庭成员中的运用。同时，这种家族会议往往以家族旅游的方式召开。因此，这既是一次家族成员了解彼此思想方法的好机会，也能让第五代了解家族使命、熟悉家族生意，无形中产生的凝聚力也对第五代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由于家族人员众多，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也各不相同，因此，召开家族会议的目的就是在发挥个人强项的基础上统一意见。“每一次家族委员会都把所有问题拿出来谈，直接面对这些问题。比如定目标，大家要有共识，有统一的口径。”李惠森。

为了公平起见，每次会议都会由一名家族委员会的成员轮流主持，而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每个人团结起来。

除了交流意见，在家族会议上，每个家庭成员还要列出自己的“爽指数”，包括是否开心、压力指数、健康指数等。分数从1到10。测完之后，大家还会互相问一下，例如为什么这次“爽指数”降低了？通过这些小测试以及彼此的问候，家庭成员的关系会进一步融洽。

“爽指数”不仅是李氏家族内部促进关系、增进沟通的工具，还被他们应用于公司的内部管理中。现在，在李锦记的内部会议上，李惠森也会时不时问员工“感觉爽不爽？”、“1到10分，你的爽指数是几分？”他们不仅借此了解员工的工作状态，甚至还将“爽指数”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用在企业各级管理者的考评中。李惠森相信，员工的愉快程度与他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息息相关，而如果一个员工的“爽指数”忽然下降，必定是工作中的哪方面出现了问题，相应的管理者就应予以重视。

在李文达眼中，“公司只是家族的一部分，我们关注家族怎么延续，家族利益至上。”没有家族内部的和谐，家族企业的长久发展就无从谈起。

对于家族企业，每个小家庭内部的和谐则是一切稳定的基础。为此，李锦记还制定了一套“家族宪法”，其中对接班人有三条特别的规定，包括“不要晚结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尤其后两条，是家族成员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而一旦有成员违反了这两条，就要自动退出董事会。

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被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呢？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去意大利采访了三个特殊的人物，事情是这样的：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

格雷·贝克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 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对甲的采访：

格：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后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
下面是对乙的采访

格：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

格：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